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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他願意刊登這些敏感的文章，不是只有環境運動，還有日報從事工運報導的鄭村棋、吳永毅等。要知道在戒嚴時代，報紙只有三張，社運能見報公諸於世，都是一件大事，他敢於用版面如此刊登，等於是在支持社會運動。而社會運動得到媒體重視，尤其是第一大報的報導，等於在宣傳上取得支援的助力，這確實是非常重要的。然而余先生是怎麼想的呢？我們作為第一線記者從未了解過，我們只是在文字被修改的時候，感到非常苦悶，總希望有一天可以無所禁忌的寫新聞，發評論。至於他對編輯部有沒有政策性指示，我們就無從知悉了。if (typeof(ONEAD) !== "undefined"){ONEAD.cmd = ONEAD.cmd || [];ONEAD.cmd.push(function(){ONEAD_slot('div-inread-ad', 'inread');});} 從美洲中時停刊到後來對社會運動的報導看來，他是一個開明的自由主義者，所以可以容忍我們這些叛逆的記者？還是他認為台灣社會的變化已經來臨，中國時報要迎向這變化的新時代？他自己是如何看待的？在荷花池畔，他約見的那個早晨，這是我心裡非常想問的第一個問題。記者是一種容易遺忘的行業。因為我們總是從一個新聞點，跳到另一個新聞點，在事件之間來去跳躍；要不然就是在一個固定的部會、單位採訪，到最後就把那個部會、單位的觀點不自覺的內化，變成自己的觀點。最明顯的採訪警政單位的記者，總是視社會運動的群眾如「暴民」，與警察沒有兩樣；而採訪群眾運動的記者則批判警察是「暴警」，是國家機器的暴力。新聞工作中，最重要的是做總體性的反省與思索。如果沒有任何思想的反省，新聞事件只是一個點，永遠無法連一條線，線也無法連成一個平面的全景，讓我們更了解社會，更不必說立體的社會分析。為了分析台灣社會，我試著參與、採訪各種社會運動的現場，了解農運、工運、環境運動、原住民運動、學生運動、人權運動等各階級、團體的想法，想藉此分析社會力的變遷，並總結出一個社會變化的趨勢。我寫過兩本調查採訪的書，一本《民間的力量》，分析社會力的變化；另一本是《強控制解體》，分析國民黨的社會控制系統會如何「崩解」，但它不是「崩潰」，而是全面控制的權力系統，解體為更多分散的小權力機制，它是一種權力從集中到分散的過程。但台灣不會解體，它只是更像歐美的資本主義社會。坦白說，如果不是中國時報這種自由主義的新聞環境，我的工作根本不可能完成。（4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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